上週在莫斯科與普京會面時,中國領導人談到了“和平共處與共贏合作”,然而他與一位面臨國際戰犯逮捕令的人共進晚餐。但習近平並不為這種微不足道的矛盾所困擾。他相信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該秩序宣揚對規則和人權的關注。他的目標是將其轉變為大國之間更具交易性的協議體系。大家切勿低估這一願景的危險性,以及它在全球的吸引力。
在烏克蘭問題上,中國狠辣且精明地打出了一手令俄羅斯尷尬的牌。其目標十分微妙:確保俄羅斯處於從屬地位,但不至於讓普京政權崩潰;在新興世界的眼光中提升自己作為維和者的形象;同時,以對台灣為目標,削弱西方制裁和軍事支援的合法性。習近平提出了一項“烏克蘭和平計劃”,該呼籲“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卻忽略了俄羅斯占據了鄰國六分之一以上的領土,而他知道烏克蘭不會接受。
這僅僅是中國新外交政策的一個例子,在該國從清零政策中走出來,面對更加團結的西方。3月10日,中國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兩個死對頭之間斡旋達成緩和——這是在中東的首次干預,凸顯出20年前美國主導的伊拉克入侵後,西方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已大幅削弱。3月15日,習近平推出了“全球文明倡議”,主張各國應“避免把自己的價值觀或模式強加於他人,避免激起意識形態對抗。”
中國的做法並非即興之作,而是系統性且具有意識形態色彩的。鄧小平曾敦促中國“韜光養晦”。但習近平希望重塑1945年後的世界秩序。中國的新口號試圖借用並顛覆20世紀的規範性語言,使“多邊主義”成為一個摒棄普世價值觀並以平衡大國利益為主導的世界的代名詞。 “全球安全倡議”旨在反對遏制中國軍事威脅的努力;“全球發展倡議”推廣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與專制國家打交道而不附加條件。 “全球文明”指出,西方在新疆等地倡導普世人權的行為是一種新形式的殖民主義。
這種基於交易的世界觀在西方之外受到了更多支持。習近平原定在本月稍後在北京與巴西總統魯拉會面,後者是多極世界的支持者,希望中國協助在烏克蘭達成和平協議,但魯拉不幸感染肺炎導致訪問告吹。對很多人來說,2003年的伊拉克入侵揭示了西方在國際法和人權上的雙重標準,這也是中國官方媒體不遺餘力強調的。在特朗普年代過去後,拜登總統重新投身世界事務,但重視亞洲的政策意味著在其他地區,包括中東和阿富汗的影響力縮減。
西方在烏克蘭問題上表現堅定,但許多國家對戰爭持模棱兩可態度。至少有100個國家,占全球GDP的40%,並未對俄羅斯全面實施制裁。不少人對美國的制裁持久力表示質疑。無論是特朗普還是他的共和黨競爭對手羅恩·德桑提斯,都不認為烏克蘭是美國的核心利益。這為世界新參與者騰出了空間,包括土耳其、阿聯酋,以及首當其衝的中國。中國的訊息為「真正的民主需要經濟發展,而非依賴政治自由」,這對非民主國家統治者具有很大吸引力。
衡量這種以利益為本的多極化所能達成的目標是非常重要的。自1979年伊朗革命以來,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一直是勁敵。中國是兩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因此具有影響力並有動機阻止海灣戰爭,海灣地區也是中國最大的石油來源。中國協助達成的協議可能會降低也門代理人戰爭的緊張局勢,這場戰爭可能已造成約30萬人死亡。另一方面,就氣候變化而言,中國對其電池產業的商業支持成為跨國投資潮的催化劑,這將有助於降低碳排放。
然而,習近平外交政策的真正目的是讓世界更有利於中國共產黨的安全。隨著時間推移,它的缺陷將難以掩蓋。便利的雙邊關係網絡會產生矛盾。中國支持伊朗,卻忽略了其不斷升級的核問題,這對中國在該地區的其他盟友構成威脅。在烏克蘭,任何持久和平都需要烏克蘭人的同意。它還應涉及對戰爭罪行的追責和防止再次發動襲擊的保障。
中國反對這三點:它不相信民主、人權或限制大國行動,無論是在烏克蘭還是台灣。面臨中國直接安全威脅的國家,如印度和日本,將變得更加警惕。實際上,無論在哪個國家,只要面對強大而侵略性的鄰國,權力即公理的原則意味著它將面臨更大的恐懼。
由於中國幾乎總是支持統治階級,無論他們有多無能或殘酷,因此中國的這種做法最終可能會激怒世界各地的普通人。直到那一刻,開放社會將面臨對競爭視野的鬥爭。其中一個任務是阻止烏克蘭被推進虛假的和平協議中,西方國家加強其包括北約在內的防禦聯盟。長期目標是反駁全球規則只服務於西方利益的指責,揭示中國和俄羅斯正在推廣的世界觀的貧困性。
美國在1945年認為,通過與持久聯盟和共同規則綁定,可以使自己更加安全。這個理想主義的願景經過幾十年的現實考驗,包括在伊拉克的經驗,已經被玷污。但是莫斯科峰會揭示了更糟糕的替代方案:一個追求影響力卻不贏得好感、追求權力卻沒有信任、追求全球視野卻不關心普遍人權的超級大國。那些認為這會讓世界變得更好的人應該重新思考。《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