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移民局長官馬克米勒於 1 月 22 日公告，對國際學生簽證設立的數量上限讓學界及院校對未來的規劃陷入了混沌之中。
此一數量上限訂於未來兩年間降低可入境加拿大的國際學生人次，學生簽證的總發放數量因此銳減了 35%。透過這個政策，國際學生可望分散到更多區域，進而緩和目前安大略省的人口超載情況。該省的學生簽證名額將遭削減至原來的一半。
即便如此，許多國際學生與移民諮詢機構仍認為這場政策轉變對於解決業界問題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有不少終究抵達加拿大的國際學生在申請學校及簽證時會求助於私營服務機構。
無論如何，部分海外招生組織及加拿大部分教育機構施用了過往較為鬆散的許可條件，引發了持有牌照的諮商機構的反感。
多倫多顧問機構 Aportunita 的首席執行官福斯蒂娜·卡拉奇表示，國際學生面對的一些問題源自海外招生團體。
卡拉奇指出，學術機構習慣雇用持牌代表以助於招收學生及確保申請符合規範。這些代表通常對特定市場，如東南亞，有專注的招生方向。
「鮮少有組織從全球范圍內招攬學生至同一所高等學府。不一樣的學校吸引不一樣的學生群體，」卡拉奇這樣表達。
卡拉奇表示，近年隨著一些學府開始尋求海外招生人員的幫助，這個過程出現了變化，而其中許多人不具備移民專業人士的執照。
「他們僅只是替教育機構遞交申請，期望能夠順利獲得入學許可。他們在所謂的傳送帶上操作……他們將系統推向飽和點。」
— Faustina Kalaci，多倫多顧問公司 Aportunita 首席執行官
「他們不過是替教育機構遞交學生申請，祈望學生能夠被承認進學，」她說道。「他們如同在操作輸送帶……他們正使系統過於負載」。
這就意味著大量不具備資格的申請湧向了加拿大移民、難民與公民部。卡拉奇說明了像 Aportunita 這樣的服務如何確保學生具備充足的經濟資源以自行維生。她說明了，海外的招生人員對此不予考慮。
「他們不關心這些學生抵達加拿大之後，是否擁有足夠財力支付學費與生活費，」卡拉奇說。「他們只是使學生能進入學校，期盼只要學生銀行裡有錢，不管財源何處，學生就能持續就讀。這便是系統如今所遭遇的困境。」
許多出現於近年的加拿大國際學生案例中，大多數問題都可以追溯至此類情形。
「他們無力支付學費。他們最終變成了非法勞工，」卡拉奇表示。「他們最後或是提出庇護申請，或不得不結束苦困的生活，最後求助於救濟組織。」
Canstudy Consulting 的執行長 Monique Myers 提到，聯邦對國際學生簽證的配額上限或許會使申請者需要達到超出基本預期的條件。
邁爾斯解釋道：「我們將要面對一個局面，在該處學生想獲准入讀心儀課程必須遠超最基本的申請條件。」
她接著指出，這會給該行業帶來新挑戰。
「這使得我們難以針對學生提出具體指導，因為我們無從得知他們的個人條件何時對某個特定項目來說是強或弱。」
在 2018 年創建 TDOT Immigration 的加拿大認可移民顧問 Shafoli Kapur 表示，促成實施容量上限的另一因素則是學校本身的作為。
卡普爾闡述了尼亞加拉學院及寒武紀學院等院校如何提供給國際學生候選人超出實際空位的許多名額。這種做法的背後原因在於學府無法預測在申請階段將有多少學生獲准簽證。
「他們仍想要確保課程招生滿額，或是保持該學期的招生數目處於較高水準……因此他們發出了過多的入學許可。」
– Shafoli Kapur，TDOT 移民顧問
在某些案例中，這些學府最後會有過多已獲入學許可並成功取得學生簽證的候選人。
「這些額外的入學人選……即便已經付清所有學費……（也）依然面臨不確定的處境，」卡普爾提到。 「他們不知他們應該怎麼做或往何處去。有些人已經買了機票。現在他們搞不清楚是否有能力抵達……他們不懂該如何是好。」
總體來看，卡普爾認為設立上限是一個必須的改進。
「對於加拿大的渴求非常高。在此情況下，只有適應者才能存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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