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專欄】為何很多人都接受習近平和普京的意識形態？
在與美國和歐洲的意識形態鬥爭中，中國和俄羅斯的獨裁者可以利用全球仍然豐富的反西方主義。
在聽了幾個月美國總統拜登宣稱民主與專制處於致命衝突之後，中國的習近平和俄羅斯的普京正在發起一場意識形態的反攻。上個月，習近平明確譴責美國及其西方盟友試圖對中國進行「全方位遏制、圍堵和打壓」。普京簽署了一份42頁的文件，概述了一項旨在遏制西方「主宰地位」的外交政策。
他們的表述雖然不及1949年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演說中的熱情與雄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尼基塔·赫魯曉夫在堅持共產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具有韌性時更加直白：“我們將埋葬你們。”不過，普京和習近平都不具備他們前任的意識形態威信和吸引力。在冷戰期間，蘇聯和中國聲稱提供了一種新的組織社會、政治、經濟和世界秩序的模式。共產主義對於那些努力克服資本主義西方大國幾十年剝削的新興國家尤其具有吸引力。
任何替代性的共產主義現代化模式都在1989年隨柏林牆的消失而消失。作為蘇聯的接班國家，俄羅斯是一個盜賊政權，而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不過是體現了民族主義意志的追求權力。然而，西方國家不應低估普京和習近平今天所利用的反西方情緒。西方人可能會對中國不懈提及的“百年屈辱”措辭感到困惑和厭煩。同樣，人們也容易嘲笑普京所宣稱的決心，即“創造條件讓任何國家拒絕新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目標。”
這種措辭不僅凸顯了世界許多國家的歷史創傷，也與那些曾遭受西方強國剝削與干涉的國家的感受產生共鳴。無論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殖民地的剝削，還是西方情報部門策動的政變、經濟制裁，以及西方金融機構推行的經濟改革，這些國家都曾身歷其境。因此，當中俄領導人提及反霸權、反新殖民主義時，這種措辭在許多國家引起了強烈的共鳴。
相對較弱國家對西方的多重不滿，在共產主義崩潰到2008年金融危機的這段時間內大多被壓抑。在全球化的崛起帶來的普遍希望中，代理人戰爭和政變似乎成為了過去的事情，人們希望全球化的潮流能夠使所有國家受益。甚至俄羅斯和中國似乎也接受了西方領導人所稱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然而，這種和諧的局面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發生了變化。許多國家重新審視了全球化的影響，並對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提出了質疑。在這種背景下，俄羅斯和中國開始提出自己的外交政策，並尋求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大的作用。這兩個國家的領導人強調國家主權和反對外國干涉，並批評西方國家的霸權行為。這種轉變反映了全球政治格局的變化，以及各國對西方模式的質疑和不滿。
中國的崛起和俄羅斯的復興都改變了國際政治格局。中國由於巧妙地選擇性地利用全球化的規則，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成為全球重要的經濟大國。而俄羅斯，在整個1990年代都處於屈辱和衰退的狀態，卻在普京的領導下依靠能源和大宗商品出口，恢復了國家的實力，轉變成為一個大宗商品巨頭和復仇主義的軍事大國。
這種變化意味著，中俄兩國不再完全接受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而是尋求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大的作用，捍衛自身的利益和主權。這種趨勢對全球政治和經濟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對西方國家提出了新的挑戰。
對於非西方人士來說，西方國家似乎已經放棄了他們承諾的普世和平與繁榮。美國退回到經濟保護主義，而北約（NATO），一個為冷戰而設計的組織，不斷擴展至俄羅斯的邊界。隨著AUKUS集團（澳大利亞、英國、美國安全夥伴關係）的形成，中國發現自己面臨著與白人佔多數的國家聯盟對抗，這個聯盟在20世紀中期曾試圖遏制另一個崛起的亞洲國家日本。
他們認為，富裕西方國家在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期間實行的“疫苗種族隔離”再次證實了西方始終會保護自身利益，而不顧其有關人權的言辭。他們也看到了西方對烏克蘭難民的慷慨款待與其對深膚色受害者建立的圍牆和隔欄之間的巨大對比，而後者是其自身政策的受害者。
反西方主義的情緒正在全球範圍內增加，許多國家對西方的干涉和霸權行為表達了不滿。無論是納米比亞總統對歐洲種族主義的指責，還是巴西總統對美國和北約的批評，以及普京在印尼的受歡迎程度，都反映了這種趨勢。此外，印度人對美國的軍事威脅的擔憂也說明了這一點，儘管他們仍認為中國是更大的威脅。
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反西方主義本身缺乏實質性或正面內容。然而，對於地緣政治的機會主義者來說，它可能具有毀滅性的效用：我們不應忘記日本曾經如何從其反西方立場中獲利，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即使殘酷侵略和剝削亞洲國家，也不應忘記有多少具影響力的合作者。
與理性利益和抽象思想相比，人民的情感顯然在地緣政治中發揮著更大的作用。在這場新冷戰中，普京和習近平巧妙地利用了非西方世界的政治潛意識。西方需要的不僅僅是一些關於民主和專制的陳腔濫調，而是需要作出更多的回應。《C》
